如果有人问起，就哲学的处境而言，哪一个时代同我们最相似，亚里士多德身后五十年也许是一个好的备选。在某些方面，这一时期是一次哲学的繁荣。因为在古代，此前大概从没有像公元前3世纪的雅典一样，在极短时间内有过这么多哲学家。亚历山大大帝迅疾的征伐队伍将希腊文化从一览无遗的小城带到了当时已知世界的远方。
即便还没有“希腊人”这个词，并且在雅典人眼中亚历山大甚至是个野蛮人，但希腊文化仍以时疫般的速度传播开来，并深入亚洲和北非。当时，一些聪慧好学的人士正是从这些地方前往雅典，为了在苏格拉底昔日进行哲学活动的著名广场走上一遭。他们想看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校舍，阿卡德米和吕克昂学园，并在那里学习。最终他们在伟大哲学的发祥地安顿下来，建立自己的学派。
亚历山大毫无道理可言的征战像海啸般冲倒了旧世界的高墙，留下了无尽辽阔的风景。几乎在一夜间，视野得到了拓展，希腊打开了看向其他文化的视角，更加开放地接受中东和东方的影响。另一方面，新的哲学还未做好准备，也缺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乐观主义。两位伟大的哲学家死后的时代精神状态，有些让人想起年的西欧与我们今天时代的不同。所谓的“六八一代”曾是政治空想家，他们想让西方社会变得更加自由，更加社会主义。
他们想象出社会立体主义的理论，把个体生活如整个社会一般往各个方向拓展，当然也可能是扭曲。在历史的一瞬间，一个切分音的出现，使六八一代看到一个由十足令人兴奋的、至今无法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构成的世界。然而在他们希望的春天后，并没有乌托邦的夏天随之而来。到来的是冰冷的醒悟，即他们在资本主义铁铸的齿轮面前是多么渺小和无能，而后者确实推动着历史。不愿习惯美丽新商品世界的人或是不愿同其妥协的人，主要逃避到内心世界，从社会性劳动时代的社会—心理行话，到密教的徒手打造的栖息地，以及远东宗教教派的诸多变种。
需要注意的是，历史比较总是不充分的——亚里士多德死后的希腊哲学与社会遭受了一个幻灭的过程，这个幻灭过程看起来与我们今天有些相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诸多方面固然是政治保守的。柏拉图勾画出的乌托邦，更倾向于一个理想地构思的过去，而非朝向未来的预兆。亚里士多德对处于做了细微改变和理想化的框架下的雅典城邦进行了说明，却没有考虑让多数居民通向所有可能中最好的那个世界。两种政治愿景都是极为静态的，它们或是奠基于唯心主义之上，或是在生物学上得到巩固。
然而有一件事一直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所有的政治解放运动和革命联系起来：他们相信，借助于更好的认识，人们确实能踏入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恰如六八一代在七十年代的进程中那样，雅典的哲学家在马其顿人的统治下迅速丢失了这种信仰。除去芝诺和克吕西普下落不明的国家著作之外，雅典在几百年间再没酝酿出任何政治乌托邦！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