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以来，全球制造业PMI回升的趋势得到进一步确认，美国制造业投资迅速上升，我国也在大力推动制造业升级。
一方面，全球科技竞争加码，围绕AI等新一代技术的研发创新及技术突破成为各国竞相押注的方向，这一定程度是带动了高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基于现有全球贸易分工体系，全球制造业的回暖往往呈现出此消彼长特征。
而年以来的制造业景气回升有明显特征：除欧美制造业PMI有好转迹象之外，日本制造业活动自一年来首次扩张，韩国制造业则以两年来的最快速度扩张，我国也显示出反弹的初步迹象。全球仿佛进入一轮制造业扩张周期。
近些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国际地缘政治的主题逐渐从大国合作共赢转向大国博弈，当今世界大国经济建设由效率优先逐渐转向安全优先。
世界主要国家不断提高军费开支、加速制造业回流和扩大，进行供应链重构以维持国家稳定。未来的投资趋势必将发展一些变化，这种地缘动荡加剧的制造业扩张及供应链重构，会带来哪些不同以往的投资启示？本文试做探讨。
全球制造业扩张与供应链重构
——渐成发展“主旋律”
全球化发展的“主旋律”是和平竞争，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发展中逐步融入到全球供应链体系，正是这种依托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供应链分工，又逐渐加速各国产业之间的相互依存，渐渐推动了加剧了全球化发展体系的完善。
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理论，其认为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经济主体的福利都得到改善，即实现所谓“帕累托最优”。这种“比较优势理论”是冷战后全球化与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学基础。
而在硬币的另一面，全球化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风险弊端，例如，全球化浪潮中欧美推崇的“轻资产、高利润”的企业发展导向，使得其本土制造业出现“空心化”，且国家依托于强大制造业体系中的军工生产效率亦受到“松动”。在比较成本贸易理论的指导下，全球化浪潮推动企业部门的生产发展确立了以经济效率为主导，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以美国为例，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本质上是为了迎合华尔街资本对于利润的追求。资本家更加青睐于轻资产、高利润，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企业，这一倾向使得美国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和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将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如中国、墨西哥等。本土仅保留核心的设计、研发部分，这种企业行为无疑加剧了制造业的逐步外移，欧美本土制造业的生产“实力”逐步下降。
近些年，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让市场开始重视欧美国家会以怎样的方式应对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同时，地缘冲突不断，倒逼全球主要国家进行制造业修复、扩张和供应链重构，加固国家经济安全，降低整体风险。
国家安全需要工业、军事、制造业的保障。美国霸权的建立和维持依赖的也正是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实力。年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加入二战，依托其强大的军备生产力，丰富的工业基础和资源，能够快速地转换到战时生产模式，大规模生产军舰、飞机等军用装备。美国迅速动员其工业和军事力量，修复了受损的舰队，并建造了大量新的军事装备，成为改变二战胶着局面的重要力量之一。
由此可见，强大的制造业能够带来战时条件下强大的军备转化能力。完备的制造业是保障国家供应链的安全的基础，而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能够系统性提升制造业部门的协同效率。
“安全主导下的经济韧性”
——强化制造业扩张
经济学理论在现实面前不可能永远有效。正如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是冷战后全球化与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站在当前大国博弈纵深演绎的时间窗口，比较优势理论的高光或在逐步暗淡。
从全球化发展到逆全球化思潮抬升的背后其实是从“效率主导下的经济增长”到“安全主导下的经济韧性”的思维切换。
这两种视角在不同经济时期和国际局势下各有优劣。在全球化浪潮下，市场和资本倾向于追求经济效率，其抬高了企业的利润、附加值，成就了一批将制造业、生产线转移到低成本国家的跨国企业。但如果在全球化浪潮中忽视安全，一方面会导致本国经济结构失衡，使得国内经济更加脆弱。另一方面，国家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会使得国家更容易受到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汇率变化和贸易争端的影响，使得整体风险加大。
微观的差异往往是宏观变化的反映，而这两种视角的迥异，也正是欧美企业和中国企业的比对。全球化的效率视角下，美国企业以“轻资产、高利润、高附加值”为特征进行跨国发展，造就了美国在设计，研发等具有高附加值的制造服务业以及金融业上的成功。整体来看，企业高利润持续推动美股走牛，驱动员工收入预期上升，进而推升消费需求与通胀，带来良性循环。在这种企业良好基本面的支撑下，美国经济内需较为旺盛。疫情冲击，叠加财政的直接补贴，使得美国CPI快速走高，失业率整体维持低位。
基于全球化贸易分工，中国企业则多数是“重资产-低利润”特征，这导致了经典“凯恩斯循环”，从而导致A股股票市场相较于其他发达资本市场长期表现相对较弱。我国上市公司也面临盈利能力弱，负债压力大等问题。同时，企业盈利能力不足，导致员工薪资预期下降，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内需，形成“负向循环”，进一步对企业现金流、资产负债表和长期研发能力形成影响。
而在安全视角下，美国由于“跨国企业模式”，本土制造业整体竞争力明显下滑，导致美国对进口的依赖上升，美国本土供应链风险也加大。以美国的优质资产——苹果公司为例，其将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的部分放在美国本土，而将制造等部分外包给代工厂商进行生产。在战争年代，由于其在美国本土产能不足，在特殊时期下的价值创造能力有限，也极易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导致供应链不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重资产”则带来更强劲的制造，其表现在我国产业体系完备、产业配套齐全及产业协同高效。我国是世界上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生产制造体系，在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四成以上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年制造业增加值达33万亿元，占世界的比重稳定在30%左右，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且增加值与占比均处于上升趋势。
过去5年，我国确立了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产业政策体系，大力推动国产设备替代与软件自主可控，同时，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合作，分散对全球关键资源的依赖度，国内的供应链安全性进一步提高。
“安全主导下的经济韧性”逐步成为全球发展共识的更有力的证据之一是：世界主要国家军费开支提升明显。背后在于全球加速进入制造业重塑及扩张，加强国家战备能力和供应链安全，制造业是军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从军工投入来看，过去几年，各个国家军费均有所提高，军费占GDP的比重也有所上升，欧美军工企业股价涨幅十分明显。例如，德国的军工股莱茵金属股价从年初的36.27欧元涨到了年5月31日的.8欧元，股价增长了14.55倍，15年-23年间年均涨幅25.84%。
全球制造业扩张周期：
由制造业转移到制造业回流
地缘动荡下，冲突不断增加，全球市场的稳定性不断下降，我们也正在经历从“效率至上”到“安全第一”的转变。过去世界经济的发展以经济效率而非安全性为主导，资本市场的逐利性使得欧美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同时美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国内贫富差距加大，政治越来越极化。
以造船业为例，美国造船业受“全球化”的严重冲击，海外供应商抢占了制造船舶零部件市场，垄断了供货源。二战的美国造船业最高峰时53家船厂一年生产艘商船，共计万吨。但当前，美国船厂手持订单（不含军船）仅25艘，合23.2万总吨，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0.7%。美国船厂新造船价格为亚洲船厂的1-5倍，其成本方面具有较大劣势。
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红海冲突、朝鲜核试验等事件不断冲击着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各国不安全感加剧，世界主要国家在举措上开始向供应链安全转轨。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和俄罗斯的重新崛起共同视为美国繁荣和安全的“核心挑战”，把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提升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